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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

在1940年至1944年之间，一大批法国作家和艺术家离开沦陷的法国，前往自由世界的文化之都——纽约避难。安德烈•布勒东、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鲍里斯•苏瓦林、雅克•马利丹、儒勒•罗曼、圣埃克絮佩里、圣琼•佩斯……这些名字，都出现在长长的流亡名单中。

《流亡的巴黎》叙述的就是这段历史。这些知识分子是通过怎样的援救机制被送往美国的？他们是如何通过写作、通过创办学校和出版社来参与抵抗运动的？美国政府又是如何利用他们为军事情报部门服务的？

与德国流亡者相反，法国流亡者在战后的1944年到1947年间，几乎全部回到了祖国。无论把流亡当成劫数还是机遇，这段经历都让流亡者们对政治参与和民族身份等问题有了不同的理解。借助一些鲜为人知的档案资料，《流亡的巴黎》重现了法国抵抗运动历史中这一段被人忘却的插曲。与此同时，也引领我们从交流、传输、融合的角度出发，去重新审视20世纪的文化和艺术史。

| 作者简介 |

艾曼纽•卢瓦耶（Emanuelle Loyer），女，法国历史学家，主要研究现代文化史。毕业于丰特尼-圣克鲁高等师范学院，现在巴黎政治学院任教。主要著作有《一段法国文化史：从美丽年代到今天》（1995）、《让•维拉尔的国民戏剧，战后的乌托邦》（1997）、《阿维尼翁艺术节史》（与安托万•德巴克合著,2007）。

| 目录 |

水的故事 

第一部 流亡与身份  

 

第一章 从避难到流亡

第二章 流亡在纽约

 

第二部 战争年代纽约的艺术、文学和政治

 

第三章 纽约，法国文学的新首都

第四章 1941—1946年美国的超现实主义

第五章 流亡政治

第六章 自由高等学院的戴高乐主义与结构主义

第三部 远距离抵抗

 

第七章 时代的约束

第八章 “美国之音”

第九章 美国战略服务局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诞生

 

第四部 跨大西洋对话

 

第十章 归去来兮

第十一章回归成为新的流亡

第十二章美国化的法国

 

后记

译名对照表

译后记

| 推荐阅读 |

本书不仅提出了一些新的史学观点，而且采取了新的手法来探索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和行为动机，体现了当代史学界“以人为本”，从人物、人性、人文的角度重新考察历史的这样一股潮流，对我们如何看待中国的某些历史和现实问题，也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

| 序言&文章试读 |

《流亡的巴黎》后记

1940年，在法国军队溃败，第三共和国土崩瓦解，法兰西国家（l’Etat franais），又称维希法国，是二战期间维希伪政府的国号，有别于“法兰西共和国”。建立后，一些法国人以及旅居法国的外国侨民或是受到维希政府的纠缠，或是感到自己很快将会不受欢迎，决定逃往国外。这一决定往往只是权宜之计。对于某些犹豫不决的人来说，逃亡是面对越来越紧的风声而产生焦虑感时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法国于1940年10月制定第一部《犹太身份法》（Statut des Juifs），而驱逐犹太人的风潮从7月便已开始。剩下的时间屈指可数。正如大卫·鲁塞大卫·鲁塞（David Rousset，1912—1997），法国著名社会活动家，创建了国际工人党（POI）。后来所说的黑色幽默一样，法国，甚至欧洲不久之后只剩下两个出口：马赛和奥斯维辛。这些犹太人中的三四千人通过不同途径最终逃亡到了美国。

尽管时局危急，美国联邦政府并未放宽20年代制定的移民审查法。更糟糕的是，由于经济状况和大量失业带来的压力，美国总统胡佛从1930年起将移民限额缩减到此前的百分之十。不仅限额本身缩减，这一决定导致赴美签证也极难办理。在政府受到其中立地位的束缚时，许多美国协会组织担起这一重任，力邀遭到法国政府一次或多次驱逐的法国人和欧洲人前往美国。依靠大西洋彼岸的援助，许多感到威胁、愿意前往美国的文学家、政治家、艺术家、出版家、记者、大学教授和工人领袖得以实现愿望。而被美国接纳的逃亡者显然是经过“挑选”的，受到青睐的是年纪较大的男性，具有一定的声望，大体上站在社会民主阵营，并且大多数之前曾经与美国有过联系。

就这样，在整个战争期间，来自五湖四海的流亡知识分子会聚在美国，尤其是纽约。奇怪的是，虽然有关知识界精英的历史文献现已相当完备，但这段历史却不为人所知：法国历史文献的焦点集中在当时对德国占领者的抵抗和投降的两种不同态度，以及为占领者所同化的程度上，对这些流亡知识分子却只字未提。戴高乐在1943年10月30日的演讲中号召法国知识分子抵抗阵线的领袖团结在一起，当时阿拉贡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1897—1982，法国当代著名诗人、作家）留在法国而马利丹雅克·马利丹（Jacques Maritain，1882—1973，法国神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新托马斯主义的主要代表）在美国，贝尔纳诺斯·乔治（Georges Bernanos，1888—1948，法国小说家、评论家）也在巴西。然而这些流亡知识分子从未被当作抵抗运动成员。只要流亡者不是前往伦敦，流亡行为与抵抗运动几乎是互不相容的。

虽然《法国研究》（French Studies）近年来所刊登的文学研究显示出对这些问题产生兴趣的苗头，但美洲大陆从总体上看仍然偏重德语国家流亡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贡献。在对法国赴美移民的研究领域，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这些短期流亡者进行深入探讨。法国流亡者并未在美国留下后裔，而且与当时在美的主流法侨团体也很少联络。最终的结果是我们手上的史料主要针对的是传统政治历史方面：有关“自由法国”得到承认与否的问题，或者法侨在罗斯福与戴高乐合作中的角色问题，而这些史料往往却出自这些流亡者的笔下。

这段历史的缺失或许可以用人数太少来解释，但另一些结构性的原因更为重要。自30年代起美国对新移民共有三种一体化模式：融入盎格鲁－萨克逊文化（anglo conformity）；在多人种国家的熔炉（melting  pot）中成为新美国人；抛弃祖国文化，融入美国的多元文化（cultural pluralism）中。战后，大约从1944年到1947年，流亡者大规模返回法国。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体化机制的一次失败。而这一失败却与德国流亡者形成对比，后者之中的大多数最终定居美国。鉴于这一点，法国流亡者带给美国的贡献与“流亡魏玛”在十余年中向美国输出的文化知识和政治主张相比要少得多。德国与奥地利知识分子与祖国决裂后能够在意识中完成自我重建，同时重建他们的知识理论，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文化也得到极大的丰富，而法国流亡知识分子既未表现出，事实上也未曾经历这种与祖国的彻底决裂。

从法国方面看，虽然流亡知识分子在流亡期间仍从事学术工作，并在法国国内言论自由受到钳制时起到了喉舌的作用，但战争期间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对艰苦时期出逃的这些流亡者仍然抱持一种道德谴责的态度，带着不信任的眼光迎接他们回国。从战后直到70年代，法国知识界长期被象征性的共产主义思想所统治，对曾经住在“山姆大叔家”的避难者倍加歧视，因此这些流亡知识分子也一直被人遗忘。当时法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倾向社会主义阵营，在很多人眼中，美国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圣地，而是反动典型。尽管某些人对美国心怀感激——例如斯特劳斯强调旅美之行对他的思想贡献——但对这段历史的否认成为一种潜规则。最夸张的当属布勒东。在《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一书中，他把在美国度过的五年浓缩成一小段，并总结为这样一句话：“在那里我的自由受到限制，毫无地位，只希望时间过得快些。”意识形态时代和氛围已成历史，然而对逃亡者的负面评价依然存在，热罗姆·加尔辛在一本赞美抵抗运动成员作家让·普雷沃的书中隐晦地提到：“占领年代的法国文学家即使没有投敌，大多也是闭门观望，或者流亡到大西洋彼岸。又有几个人奋起斗争呢？”在让·马拉盖（Vladimir Malacki, 1908—1998，原籍波兰的犹太裔小说家、散文作家）的《战争日记》及续集《侨居日记》再版序言中，让－保罗·希克把流亡生涯描绘成马拉盖经历过的炼狱，证明了人们对流亡者的负面印象。他写道：“即使是回到法国的流亡者也无法摆脱逃兵的宿命：就算不敢说他们一无是处，但他们的言论总被当成耳旁风，仿佛他们的假洋鬼子身份从一开始就让他们置身事外，至少剥夺了他们在社会上的发言权，而当时留在法国的人才有权高谈阔论。”从二战结束一直到现在，这些流亡者，尤其是当他们含羞回到法国后，他们的言行总是与失操败德画上等号。

那么，为什么现在我们又把这段在战火硝烟中被边缘化的插曲旧事重提呢？并非是为这些在卷帙浩繁的二战文献中缺席的博学鸿儒申冤，也不是盼望考据出奇迹，找到历史之链上脱落的链环，解开那些年深岁久的谜团。现在的历史学已经不再专注于盲目的勘校考据，一些苛求“事件真实性”的假命题已被淘汰，除了参战各国的政治军事之外，还有更多的东西受到关注。一方面是为了纪念抵抗运动而构筑的那些壮丽故事，另一方面是确保法国在世界文学中地位的那些文人墨客在我国国民心目中的偶像身份，在这两者面前，对流亡历史的评议论证不失为另辟蹊径的一项研究：把一段在时间上平行、空间上交错的历史作为法国二战史的比照。流亡行为经常被认为是误入歧途。长期以来的法国和西德，在流亡与背叛之间画上等号，流亡者被排斥在民族历史与主流记忆之外。或许现在是让他们回归的时候了。

 

| 读者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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